简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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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中国农村经济萧条、民生凋敝。一大批有识之士挺身而出为救活中国农村而努力奋斗，他们从不同的理论体系出发，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，或注重农业技术传播，或致力于地方自治和政权建设，或着力于农民文化教育，或强调经济、政治、道德三者并举。他们殊途同归，都是持改良主义的主张为衰败的中国农村寻找一条出路，史称“乡村建设运动”。“乡村建设运动”一时风起云涌，热火朝天。据统计，当时全国参与“乡村建设运动”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达600多个，建立各种实验区达1000多 处。主要派别有：米迪刚、米阶平兄弟的“中华报派”，米氏兄弟认为中华文化原本优于西方文化，“当吾国文化大放光明之时，彼等不过北欧一蛮族耳”，现在要 复兴国家、复兴农村，就应“以上古文化和儒家实学为依归，主张学成之士一律回乡，担任村长，兼任校长，发展教育，实行政教合一以为张本。”梁 漱溟的“乡村建设派”，梁认为中国的衰败是因为极端的文化失调，企图通过乡村建设来实现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的重建。晏阳初的“平民教育派”，晏认为中国的问 题主要是愚、穷、弱、私四病，主张以文艺教育救愚，以生计教育救穷，以卫生教育救弱，以公民教育救私，并用学校、社会、家庭三大教育方式作为实现途径。陶 行知的“教育改进派”，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，征集一百万位同志，创办一百万所学校，改造一百万个乡村，使乡村学校成为改造农村生活的中心。黄炎培的“ 职业教育派”，主张“期以教育之力，改进农村一般生活，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”。阎锡山的“村本政治派”，在山西提倡“村本政治”，力图保境安民，发展农村 经济。还有卢作孚在四川推行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乡村建设。其中以梁漱溟的“乡村建设派”和晏阳初的“平民教育派”的理论最系统，实践最有成效，对后世 影响也最大。在中国农村日益衰败，经济濒于破产的历史背景下，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改造中国农村重要性。与改良主义者不同，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革命的道路。1926年9月，毛泽东为《农民问题丛刊》写了一篇序言，题为《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》，在文中明确指出：“农民问题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。……这个革命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，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。”在1927年3月发表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一文中，毛泽东更进一步地认识到“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，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，所以失败了。”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，从1927到1937年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进行了长达10年的土地革命，这几乎和热火朝天、流派纷呈的乡村建设运动相始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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